陈建军把最后一板砖坯码进窑口时，西边天上堆着火烧云。
村委大喇叭滋啦滋啦响了两声，开始放《社员都是向阳花》。
他摸出怀表看了眼，五点二十，秀兰该在灶房熬棒子面粥了。
砖窑到村东头西百米土路，他数到第三十七步时踩到块碎布。
灰蓝的确良料子，挂在刺槐枝桠上飘，像条死透的蛇蜕。
前天暴雨冲塌了老河堤，泥地里留着两道新鲜的车辙印，三轮轮胎的波浪纹中间夹着半枚脚印——38码解放鞋，后跟磨得厉害。
村口小卖部的王瘸子蹲在门槛上卷烟，红双喜烟盒撕开的锡纸反着光。
“见着秀兰没？”
陈建军问。
王瘸子火柴划到第三根才点着烟，“晌午瞧她抱着作业本往学校去，蓝头巾角上补着红补丁。”
猪圈里的老母猪把食槽拱得咣当响。
五岁的铁蛋趴在堂屋门槛上，鼻涕在风里吹出个泡泡。
收音机开着，山口百惠在唱《谢谢你》，秀兰总学不会那句日语。
陈建军掀开锅盖，半锅凉水泡着三个生红薯，窗台上搁着半碗结痂的玉米糊，爬满蚂蚁。
学校铁门上的锁生了绿锈。
西年级教室的讲台积了层灰，粉笔盒底下压着张糖纸，包过上海大白兔。
陈建军扯开歪斜的抽屉，玉兰的备课本还在，3月24日那页记着“铁蛋退烧药用量”，空白处画了朵木槿花，花瓣上沾着星点油渍。
-报案-村支书陈德海家刚吃过晚饭，桌上还摆着半碗腌萝卜和一碟辣酱。
他披着件旧中山装，坐在堂屋的藤椅上剔牙，听完陈建国的话，眉头皱了皱。
“建国啊，你先别急。”
他慢悠悠地说，“兴许是回娘家了呢？”
“不可能。”
陈建国摇头，“她娘家在六十里外，走路得一天，她不可能带着孩子走那么远，更不会连句话都不留。”
陈德海咂了咂嘴，放下牙签：“那你说，她一个大活人，咋能说没就没了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
陈建国声音发紧，“但村里最近来过生人，晌午还有人听见拖拉机声。”
陈德海摆摆手：“拖拉机多了去了，咱村就有三辆，隔壁村更多，总不能挨个问吧？”
陈建国盯着他：“那就不找了？”
“找，当然找。”
陈德海叹气，“可你也知道，咱这地方，丢人的事不少，真能找回来的有几个？
再说了，万一是她自己……”他没说完，但意思很明显——万一是王秀兰自己跑的，那报案也是白报。
陈建国腮帮子绷紧，拳头攥得发颤。
他知道陈德海在想什么，村里人嚼舌根的话他听得够多了——谁家媳妇跑了，谁家女人跟人私奔了，仿佛女人失踪，就一定是她们自己的错。
“我媳妇不是那种人。”
他一字一句地说，“我要去乡里报案。”
陈德海脸色变了变：“乡里？
你疯了？
这事要是闹大了，村里名声还要不要？”
“名声？”
陈建国冷笑，“我媳妇人都没了，你跟我说名声？”
陈德海噎住，半晌才叹口气：“行吧，你要去就去，但别怪我没提醒你——乡里派出所就那么几个人，谁有功夫管你这事？”
陈建国没再废话，转身就走。
回到家，他翻出家里所有的钱——零零散散几十块，塞进兜里，又用布条把小满捆在背上。
五岁的孩子迷迷糊糊的，趴在他肩上问：“爹，咱去哪？”
“找你娘。”
他说。
夜己经深了，月光惨白，照得土路发亮。
陈建国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乡里走，背上沉甸甸的，心里更沉。
乡派出所是一排低矮的平房，门口挂着块掉漆的木牌子。
值班的是个年轻民警，正趴在桌上打盹，听见脚步声才抬头。
“啥事？”
他揉着眼睛问。
“我媳妇丢了。”
陈建国说，“我要报案。”
民警愣了一下，摸出本皱巴巴的笔录本：“啥时候丢的？”
“今天晌午。”
“在哪丢的？”
“陈家村，西头老槐树附近。”
民警一边记一边问：“你媳妇叫啥？
多大年纪？
长啥样？”
“王秀兰，二十八岁，中等个，圆脸，右眉角有颗痣。”
陈建国顿了顿，“她那天穿蓝布褂子，黑裤子，手里拎着个花布包。”
民警记完，合上本子：“行，我登记了，有消息通知你。”
陈建国站着没动：“这就完了？”
“不然呢？”
民警皱眉，“咱这人手少，案子多，总不能光找你媳妇吧？”
“可她……”“你放心，要是有线索，肯定通知你。”
民警摆摆手，“回去吧，大半夜的，孩子都睡着了。”
陈建国张了张嘴，最终没再说什么。
他转身走出派出所，夜风吹得他眼眶发涩。
小满在他背上动了动，小声嘟囔：“爹，娘啥时候回来？”
陈建国没回答，只是紧了紧背上的布条，迈步走进黑暗里。
夜猫子叫头声的时候，他打着手电筒沿河沟找。
光柱扫过芦苇丛，惊起两只绿眼的野狗，狗爪子底下扒拉着半截麻绳。
手电快没电了，光圈颤巍巍照见河滩上有个东西在反光——秀兰的铝饭盒，盒盖上凹着个“奖”字，里头结着冰碴子的炒咸菜丝，爬过两行蚂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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